17日，湖南省卫生厅对外通报了该省一例人感染H7N9回顾性病例，患者已恢复健康，与患者密切接触者也未出现异常。
初看通报的人，可能都会为“回顾性病例”而困惑。什么是回顾性病例呢？
原来，患者孟某某是一名2岁小孩，其于上月16日随父母物流货车从上海来到长沙，17日下午便出现发热症状。该患儿在长沙接受治疗，病情好转后又于19日返沪继续治疗，22日恢复正常。长沙医院方面治疗期间采集的患儿咽拭子标本，4月7日，经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检测，认定该标本为H7N9禽流感病毒。
应当说，上述介绍并没有解释回顾性病例，但它又隐约与“回顾”相关。正是这种似是而非、模棱两可的状态，某种程度上可以让通报更容易被接受。
面对媒体就发布时间的质疑，湖南省卫生厅疾控处处长陈焱表示，这是根据国家卫计委的要求统一发布的。然而，禽流感疫情公布始于3月底，各地随即启动疫情监控机制，并及时对外公布最新情况。湖南方面确认病毒的时间点是在此后的一个星期，完全没有拖延公开的理由。
时隔十多天才发布病例，如此迟缓是否符合相关规定？即使符合，对于信息公开而言，这种做法又是不是适当的？进一步来看，如果患儿没有康复，所谓“回顾性病例”得等到什么时候开始“回顾”呢？
可以看到，回顾性病例的说法既不来自于日常生活，也没有专业依据，也就是说，它作为一个新词的出现，仅仅是为了解释所要通报的状况。而什么样的状况不能用已有词汇来概括呢？与其说是事情的复杂性超出了语言表达的范畴，不如说是说话者的不自信，自圆其说得异常困难，使得在遣词造句上寻求逻辑合理性成为仅有的“出路”。
查出H7N9病毒而迟迟不报，无论解释得多么堂皇，本质上而言就是瞒报。与之对应的，则是信息公开在现实层面的窘境。
一方面，从信息不公开到公开，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以来，政府在各类事件处理方式上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。但另一方面，对照条例要求来看，地方政府、部门又显然做得不够，以各类理由拒绝公开、公共事件相关的公开迟缓并不少见。表面上，它是地方对信息公开的认识不够，对相关法规的执行不到位，实质上，它反映了对公共利益、公共安全的不够重视。
事实上，一份解释性通报、一个总领全文且陌生的关键词，同类组合在很多事件里出现过。它“造就”了保护性拆除、临时性强奸，也因此让“回顾性病例”不显得罕见。无论它们用起来多么生硬，逻辑上如何掩耳盗铃，令人不解的是，它们总能作为欲盖弥彰的挡箭牌，以塞责工具的形式适时登场。
宁愿在通报字句上大做文章，费尽心力地创造语言高论，垒筑理解障碍，掩盖事实的意愿远大于公开真相的必须，这对信息公开条例的落实，对政府公信力的塑造，实在无益。
17日，湖南省卫生厅对外通报了该省一例人感染H7N9回顾性病例，患者已恢复健康，与患者密切接触者也未出现异常。
初看通报的人，可能都会为“回顾性病例”而困惑。什么是回顾性病例呢？
原来，患者孟某某是一名2岁小孩，其于上月16日随父母物流货车从上海来到长沙，17日下午便出现发热症状。该患儿在长沙接受治疗，病情好转后又于19日返沪继续治疗，22日恢复正常。长沙医院方面治疗期间采集的患儿咽拭子标本，4月7日，经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检测，认定该标本为H7N9禽流感病毒。
应当说，上述介绍并没有解释回顾性病例，但它又隐约与“回顾”相关。正是这种似是而非、模棱两可的状态，某种程度上可以让通报更容易被接受。
面对媒体就发布时间的质疑，湖南省卫生厅疾控处处长陈焱表示，这是根据国家卫计委的要求统一发布的。然而，禽流感疫情公布始于3月底，各地随即启动疫情监控机制，并及时对外公布最新情况。湖南方面确认病毒的时间点是在此后的一个星期，完全没有拖延公开的理由。
时隔十多天才发布病例，如此迟缓是否符合相关规定？即使符合，对于信息公开而言，这种做法又是不是适当的？进一步来看，如果患儿没有康复，所谓“回顾性病例”得等到什么时候开始“回顾”呢？
可以看到，回顾性病例的说法既不来自于日常生活，也没有专业依据，也就是说，它作为一个新词的出现，仅仅是为了解释所要通报的状况。而什么样的状况不能用已有词汇来概括呢？与其说是事情的复杂性超出了语言表达的范畴，不如说是说话者的不自信，自圆其说得异常困难，使得在遣词造句上寻求逻辑合理性成为仅有的“出路”。
查出H7N9病毒而迟迟不报，无论解释得多么堂皇，本质上而言就是瞒报。与之对应的，则是信息公开在现实层面的窘境。
一方面，从信息不公开到公开，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以来，政府在各类事件处理方式上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。但另一方面，对照条例要求来看，地方政府、部门又显然做得不够，以各类理由拒绝公开、公共事件相关的公开迟缓并不少见。表面上，它是地方对信息公开的认识不够，对相关法规的执行不到位，实质上，它反映了对公共利益、公共安全的不够重视。
事实上，一份解释性通报、一个总领全文且陌生的关键词，同类组合在很多事件里出现过。它“造就”了保护性拆除、临时性强奸，也因此让“回顾性病例”不显得罕见。无论它们用起来多么生硬，逻辑上如何掩耳盗铃，令人不解的是，它们总能作为欲盖弥彰的挡箭牌，以塞责工具的形式适时登场。
宁愿在通报字句上大做文章，费尽心力地创造语言高论，垒筑理解障碍，掩盖事实的意愿远大于公开真相的必须，这对信息公开条例的落实，对政府公信力的塑造，实在无益。